浅谈古代主体手工艺变化与政治形势变化的关联

浅谈古代主体手工艺变化与政治形势变化的关联发布时间：2019-03-27 15:42:54

题目：浅谈古代主体手工艺变化与政治形势变化的关联

浅谈古代主体手工艺变化与政治形势变化的关联 ----夏商周朝代更迭对青铜器的影响

顾嘉晨

中文摘要：早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时代，古文献上已经有人们冶铸青铜器的记载，而那个时代，还只是传说中尧舜的时代。中国的历史，从夏商周开始进入了无尽的朝代更迭循环中，每次朝代的更迭都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这一现象在历朝历代的手工艺发展上有着相当直观的体现。而夏商周同期出现的青铜工艺则成为了我这次研究手工艺随政治变迁而变化的主角。
关键词：青铜器朝代更迭影响

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文明，青铜器的起源早已难以寻觅，在历史长河中的完整历程，也难以综述。随着时代的推进，青铜文明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只留下无数灿烂的瑰宝，而夏商周三朝、春秋战国与秦汉时期，则是青铜器真正辉煌繁荣并占据统治地位直到受到新生的铁器挑战而逐日式微的纪元。
三国有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浩浩长篇以此开篇，可见其于历史的价值。然而这样一句其实对于我这篇论文来说必须很用力扯才能多少有点关系，而我又懒得去扯关系虽然确实能充实下话题但毕竟在内容上只能是一笔带过的。总而言之，这段只是用来佐证本文乃我原创，同时偷偷阴下可能存在的打算抄袭论文的当代人甚或后辈。
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已完全成熟，甚或秦汉时期走向没落，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真正体现了变革与发展的历程，这一变化趋势尤其在朝代更迭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奴隶社会是一个奇特的能在一定程度上由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统治者的思维模式会直观地反映在不仅是时政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了百姓的生活细节，也即是手工艺方面。将时间点定格到夏商周时期，就是青铜器型受到了朝代更迭的影响。我将会以时间线会线索，在这篇论文中列数夏商周时期那个动荡年代对于青铜器型发展的影响。

夏朝时期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为人称颂，其实也就前面四个字罢了，他成为开国之君也立足于此。而至于治水不进家门于是他老婆给他生了那几胎儿女什么的，显然都不是重点而且一定与村口的老王没关系。（个人水印）
夏朝青铜器的主要代表由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二里头文化处于青铜器时代初期，其青铜制成的器类很少，主要是小件的工具和兵器，并且仿造陶，木，蚌器而制作的，可以说是青铜器型的开山系列。那个时代的青铜制品主要是为数不多的礼器、武器和工具，但相对于夏建立之前，开始出现了大型的器具。除了爵、斝、戈、钺、铃，以及兽面纹牌饰等源远流长礼器、兵器甚至装饰品外，最具代表性的乃是大型青铜鼎的出现。相传禹在位时，收集全国的青铜，铸鼎九只，象征九州，号称九鼎——这也被视为王权的标志。九鼎的铸造，充分反应了夏朝建立起的奴隶制度与先前混沌的原始社会间的差异，君主强权的出现促使了铸造需要大量材料的大型器皿成为了可能，这可以说是夏朝建立对于青铜器型产生的最为巨大而直观的影响。
而另外同样重要的是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青铜器制作的空体器，如饮酒用的爵和作为乐器的铃。铸造空体器要比铸造实体器难得多，实体器只需要单扇范即可，而空体器的铸成不但要有外范，而且要有内范才行。空体器的出现代表了当时的铸造工艺水平，相较于建立王朝之前，工艺水平的提升也反映了王权出现产生于社会生产的影响，这种发展使得往后许多年里大部分器型的出现成为了可能。
可以说，夏朝的青铜器型反映的是一个统一王国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

商朝时期

夏灭于桀的暴虐无道，商灭夏时打的是天罚神愤的旗号，因而商朝建立后统治者自然而然格外尊崇“神”这一概念，宣扬“天人合一”以稳固统治，直接导致的就是商人尊神，敬鬼，信巫，淫祀的习惯，祭祀活动频繁并且隆重。因此在商代，出现了大量青铜礼器，分为食器，酒器，乐器和兵器。食器中包括鼎、鬲等等。在这个时期，著名的司母戊鼎应运而生。此鼎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高133厘米、宽78厘米，重875千克。它以超重，超大，超强的体量感，表现出雄伟庄严之美，从而成为最高统治者证权与神权合一的象征。
商朝的统治者不断用自己的理解总结夏灭亡原因，顺着历史的潮流加强了中央的集权和贵族的权利，也正是由于此点，当时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出现了国家、奴隶主阶级，青铜器作为日常生活和统治的基础自然在器型和纹样中充分体现着阶级意识。因而商代青铜器纹饰庄重、狞厉，并以其精美绝伦的装饰造型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又一夺目的瑰宝。装饰图案多兽面纹、夔龙纹等动物纹样及云雷纹，处处透露出一种威严、狞厉、神秘的气息。青铜器纹饰大多是被综合异化了的动物形象，通过对纹饰的神话、夸张处理，繁密的装饰达到一种神鬼崇拜以及对奴隶的恐吓、威慑的效果。神兽纹饰也表达出奴隶主期望得到上天、神灵、祖先的庇护，维护其长久的统治，青铜纹饰具有象征奴隶主贵族特权的意义。
同时由于后期商人的嗜酒，极大地推进了酒器的繁荣，大量酒器出现，形成了中华文明历史上青铜酒器出产数量、质量、种类的最高峰，酒器一片繁荣昌盛，礼器之中只有鼎的地位尚能位居其上。而那段混乱的年份直接扛鼎饮酒这种事情已经无需去提及了。（节操呢）

周朝时期

历史上有一种观点是商朝灭于过度荒淫的饮酒享乐，至少后来者周朝人是这么认为的，这也正是到了周朝，商朝繁荣一时的酒器非但没有随着时代进步而发展甚而出现了倒退现象，这必须得感谢中华历史上第一个“禁酒令”的颁布。
当然酒器的逆潮流倒退只能算作一个插曲，青铜器发展到周朝随着社会制度的日趋完善，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在前朝灭亡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有了发展。
周代青铜器与商有联系也有区别。西周注重礼教，统治者实行将政治权利、土地和奴隶讽刺诸侯的分封制度，于是青铜礼器不只用来祭祀，还用来维护和体现这种等级制度。周的青铜文化是在晚商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周前期的青铜器纹饰仍然沿袭商代后期风格。而在之后则随社会变迁逐渐发生发生改变。总体来说可以归结成两点，纹饰的简化与长篇铭文的出现。纹饰从早期以兽面纹、龟鱼纹、龙纹、鸟纹、蝉纹、蚕纹等动物纹样为主发展到后来，以环带纹、鳞纹、窃曲纹、瓦纹等占据了主要地位，纹饰渐趋简净质朴，线条疏畅。铭文也逐渐占据了主要位置。西周青铜器以长篇铭文、精湛铸工、华美风格，为华夏文明树立了丰碑。
西周中期以后，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周朝“礼”、“乐”制度建立，统治者希望通过礼乐制度治理国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也发生重大变化，商代青铜纹饰神秘色彩减退，理性色彩增强；饕餮纹、夔龙纹逐渐蜕变，抽象为窃曲纹、波纹、重环纹等具有规则规范的几何纹饰，说明人们在审美气质上逐渐倾向于大的社会风尚。“礼”成为这一时代的规则典范。

总结：
我个人的历史观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构件完成后有反作用于经济层面，于是相互反复推动使得整个历史潮流呈车轮式前进。这个观点我高中时期曾和那位著名的校友许倬云老先生探讨过，但我的“因果大于必然观点”和他的“必然大于因果观点”始终是相悖因而无论怎么说都是分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无论是非，历史本无定论，将广泛的历史观套用到夏商周青铜器受政局影响的问题上结论在细节上总倾向于一致，即工艺随着政体愈发成熟而不断进步，器型、外观与纹样始终保持着对于政治方针的反应，同时伴随王权的加强，青铜器愈发着重反应统治者和贵族、奴隶主的意志。这些在如今的我们看来是反“人的主权”的不良的发展，但在当时，确实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并确实带来了那个时代的“长治久安”。

（良心之作，大部分纯手工原创）←个人水印

参考文献：
[1] 彭德著，中国美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
[2] 袁俊华著，青铜器的起源与没落 -----夏商至秦汉青铜器的发展，2013年5月
[3] 李军著，青铜器鉴赏与收藏，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